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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对未成年人心理问题要慎之又慎

对于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心理问题要非常谨慎，要在专业的儿童精神科医生的评估指导下开展。

此前有地方对中小学生开展抑郁筛查、发放自杀问卷等工作，引发一定社会关注和争议。教育系统要做这个事，说明它觉得儿童青少年这方面问题多，要去筛查儿童抑郁症、自伤等问题，这可以理解，但不应由非专业人员做这些事情。

涉及到抑郁、自杀这种敏感问题，应该由专业人员去做。比如肿瘤科医生告知患者病情是要经过严格训练的，如果直接说，家人可能接受不了。精神科医生也是一样，一个人有没有自杀的想法，医生有问的程序，即使患者不愿意说，医生综合问诊也能做出判断，而不会直接问是不是不想活了，这是不合适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但问题在于，我们的需求跟能够提供的服务能力是不匹配的，缺少人才。不光是缺训练合格的精神科医生，还包括心理咨询师和社会工作者，儿童精神科服务人员尤其缺乏。

国际上推行的做法是，由约10人的团队服务一个学校、小区或几个小区，其中包括至少1个精神科医生、3个心理治疗师、5个社会工作者。如果病情严重、需要吃药或者要处理复杂的问题可以找医生，剩下的就不需要医生出面了，心理咨询师就能把学校和家庭的问题解决，甚至社会工作者也可以解决一些日常问题，比如学生打架、夫妻吵架等。但我国现在还没有这个体系。

医生可能很难培养，10年也未必能取得成效，培养训练一个合格的医生有时候甚至至少要20年，但社会工作者可能5年、8年就能培训出来。人才问题说到底也是体系问题，落实很复杂。

对此我认为，一要加强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力度，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及其待遇和社会认可度。二要提升全社会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服务能力，推动针对儿童青少年的常态化、规范化的精神心理分级诊疗模式，加强基层精神心理卫生机构的管理能力，提高精神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三要继续完善我国公共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建立针对青少年人群的常态化心理救援队伍和制度，构建相关的社会心理危机预警体系。四要加大我国国民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度。加强国民心理健康教育，提升精神心理健康素养，提倡以科学理智的态度对待心理问题，消除精神疾病的污名化问题。

二、精神卫生也需建立公共卫生体系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大家意识到公共卫生体系非常重要，和传染病一样，精神卫生同样需要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公共精神卫生体系建设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以下是我对公共精神卫生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第一，脚踏实地，继续贯彻落实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服务举措。具体包括《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之“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全国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试点等，稳扎稳打为提高全民心理健康状况和幸福水平服务。

第二，形成关爱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氛围，消除精神障碍的污名化问题。

第三，构建精神卫生专科医联体和联盟。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积极开展远程会诊，推动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的形成，提升基层诊治能力。

第四，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提升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综合素质，提高精神专业人员的待遇和社会认可度。

第五，加强公共精神卫生中的心理危机体系建设，制定常态化、规范化的精神心理分级救援体系，保障在危机发生时能快速响应。

以上几点都很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制度的设计，一个是人才。但想要建设一个完整的体系，各个方面都很重要。

我经常举的例子是，在有些发达国家，它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医疗资源没有区别，因为它们的制度是，哪个地方缺医生，哪个地方的医生待遇就高。假设把农村基层医生的待遇提高到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那样高，那基层就不会缺医生。专业也是一样的。20年前我在美国工作时，美国缺麻醉科医生，医学生毕业后不愿意去麻醉科，当地就提高麻醉科医生的待遇，明年比今年涨20%，而别的科室可能只涨3%-5%。待遇上去了，可能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当麻醉科医生，人才培养也就到位了。

我们现在的制度设计和管理仍在摸索之中。基层医生的待遇如果不能得到保障，他会感觉自己的能力没有被发挥出来，就都往大城市和大医院跑。基层医院自己往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要求大医院里，申请高一级职称的医生要有三个月基层支援的经验，但这个是临时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疗资源不均的问题，还需要从制度体系上进行建设设计和改善解决。

同样的，我国公共精神卫生体系建设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未来政府相关部门和精神卫生领域的学者专家应通力合作，不断完善公共精神卫生体系建设，以确保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