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在“五四”时代是狂飙突进的浪漫派，这一派的作家侧重自我表现，较少客观描绘。

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

在他们的作品里，对于当时黑暗污浊社会所怀的不满，主要不是渗透于现实本身的细密描绘和深入剖析之中，而是直接发为大胆的诅咒和强烈的抗议。

因此，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创造社作家表示内心激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

作为艺术上的特点，这些又是形成他们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因素。

　　除新诗的开拓者郭沫若而外，创造社在小说、散文方面的代表作家是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除了中国古典诗文等传统教育里必修书之外，少年时代就爱读小说戏曲作品；留学日本期间，曾广泛涉猎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

十年的异国生活，使他饱受屈辱和歧视，激发了爱国热忱，也养成了忧伤、愤世、过敏而近于病态的心理。

他从研究经济学转到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最初曾发表过一些旧诗，一九二一年参加发起创造社的前后他开始了小说的创作。

早年作品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怀乡病者》、《风铃》等，均写留日学生的生活片断，着重表现其内心的悒郁、苦闷，体现着他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注：郁达夫：《过去集·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的主张；即如《采石矶》中所写的清代诗人黄仲则，实际上也都含有作者自我寄托的成分。

在表达个人对社会的愤懑方面，郁达夫这些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不同于郭沫若的强烈反抗，而是一种带点灰色、感伤的调子，——仿佛是一些不甘沉沦却又无力挣扎者发出的呼喊，或者是一些究愁潦倒、孤独愤世者的颂诉和叹息。

郁达夫作品的这种特色，正代表了创造社一部分成员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