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和中国在历史上存在过一定的隶属关系。

菲律宾在漫长历史时期内，其境内7000多个岛屿上虽有人居住，但并未形成国家形态，而最早到达菲律宾群岛的国家力量，是中国三国时期的东吴。

226年（吴孙权黄武五年），东吴官员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浮海巡抚东南亚，前后历时数十年，抵达过越南、柬埔寨和南洋群岛等地，也曾到过今天菲律宾境内的臣延、耽兰和杜薄。

由于康泰回国后著有《吴时外国记》（俗称“扶南传”，扶南即柬埔寨），但这本书早已亡佚，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有所引述，《晋书》中也有提及。

此次“出访”的目标是扶南，菲律宾各地仅是顺风路过，因此中国此时对菲律宾，也只能说是“到此一游”，去过而已。

隋唐时期，中国航海业空前发展，南方大港泉州十分繁荣，海船和航海设备也大为进步，中菲之间已出现了较为固定的海上贸易航线。

由于风浪、潮流的关系，这条航线是从泉州出发，先绕过海南岛，沿越南海岸线抵达越南南部的占城，然后继续沿海岸线南下，在马来半岛一带横渡南海，抵达加里曼丹岛的渤泥（文莱），再从文莱北上，抵达今天菲律宾的苏禄群岛和棉兰老岛一带。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十分繁荣，但菲律宾群岛却只是这条海商黄金航线的一个并不起眼分支，因为菲律宾列岛人烟稀少、经济落后，市场容量有限，中国的大宗输出产品（丝绸、瓷器、茶叶）在当地利润较薄，而当地出产的水果、香料、海产品等在其它南洋地方也能买到。

这条航线最重要的意义，是开辟了一条中国福建沿海居民迁徙菲律宾的通道，此后几百年间，吕宋等地逐渐聚集起不少华人，他们经商、务农，甚至成为海盗，在当地居住下来。

纵观唐朝、宋朝、元朝三代，中国官方对菲律宾群岛似乎没有什么兴趣，一直到明朝初年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变。

1405年（明成祖永乐三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在前往渤泥途中停靠吕宋，在当地见到许多福建侨商，并应侨商请求，任命福建晋江籍华侨商人许柴佬为吕宋总督，成为吕宋岛的最高行政长官，一直持续到1424年。

这17年是菲律宾和中国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时期，因为此时吕宋最高行政长官是中国人，最高行政机构法理上直属中国明朝中央政府。

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郑和许下的不过是“纸上富贵”，既没有给兵，也没有派员，而许“总督”所能依靠的，不过是听命于己的一些商人、同乡和伙计，所能控制的不过是商埠周围一小块地盘，广大岛屿上绝大多数土地、人口他们既不能统治、管理，也无法征收赋税，甚至彼此间都未必知道对方的存在。

在此前后，吕宋以南，出现了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苏禄苏丹国（在西班牙入侵菲律宾前，该国是当地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

1409年郑和三下西洋时路过苏禄，在和乐与苏禄第二代东王巴哈剌会晤，并赠对方丰厚礼物。

叭哈剌十分仰慕中国的富庶繁荣，与同信奉伊斯兰教的郑和也一见如故，请求同船到中国“朝觐观光”，但郑和当时领命出访印度、锡兰（斯里兰卡），归期未卜，因此婉拒。

叭哈剌在郑和走后向西王、峒王描述中国“盛况”，二王啧啧称赞，三王决定共同设法前去中国。

1417年，东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及随员、家属等共340多人航海来到中国，当时明成祖正在北京为迁都做准备，苏禄三王抵达南京后又换船沿运河北上，于八月初一抵达北京朝觐天子，逗留27天，受到明成祖接见、赐封和隆重接待，进贡“金镂表文”和“珍珠、宝石、玳瑁诸物”，明成祖“赐印诰、袭衣、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其从者亦赐冠带有差”，临行时再获接见，三王各获得“金镶玉带一条，黄金100两，白金2000两，罗锦文绮200匹，绢300匹，钞1万锭，钱3000贯，金绣蟒衣、麒麟衣各一袭”。

终明朝一世，外国国王亲自来访的寥寥无几，三王一齐来访的仅苏禄一例，因此所受的礼遇也是最郑重的，和南洋号称“最恭顺”的满剌加相同。

由于南北往返，舟车劳顿，加上寒流突袭，习惯热带气候的叭哈剌沿运河南下至山东德州，因病医治无效，于九月十三日与世长辞，遗命留葬中国。

明成祖闻讯后派礼部郎中陈士启前往祭奠，以国王礼节将扒哈剌葬于德州，并赐谥号“恭定”。

安葬扒哈剌后，西王、峒王一行辞别归国，而东王一家除长子都马含回国嗣位外，其余家属包括王妃葛本宁、叭都葛苏性，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剌等10人留德州守墓。

1424年明成祖去世，明朝对外政策发生剧变，耗资巨大的“下西洋”因内部激烈争议暂停。